未来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当前处于孕育萌发阶段或产业化初期,有望培育发展成先导性支柱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作出全面部署。深刻认识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的重要意义,全面落实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的重点任务,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劲动力。
未来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有可能成为“明天”的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或“后天”的支柱产业。
从未来产业自身发展的规律看,强化未来产业投入,是构建创新策源、转化孵化、应用牵引、生态营造全产业链条的必然要求。未来产业从“播种”到“出苗”,初创企业从“小不点”成长为“大块头”,其过程经历基础研究创新、核心技术突破、创新成果转化、产品研制、用户培育、市场开拓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特别是创新策源环节,它的原创性基础性研究,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所耗费的成本非常高,需要资金密集投入、长期投入。
从未来产业驱动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功能看,强化未来产业投入是带动产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必然选择。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带动了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未来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未来产业具有强大的产业带动效应、产业赋能能力和广阔发展前途,能够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通过催生更多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促进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发展壮大。同时,有效提升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增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规模效应、品牌效应和核心竞争力,推进产业体系优化升级,构建起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只有强化未来产业投入,全力推动未来产业落子布局,才能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为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开辟新赛道、塑造新优势。
从培育壮大未来产业的全球实践看,强化未来产业投入已变成全球各国推动发展的普遍共识。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未来产业是全球经济创新版图和经济格局变迁中最活跃的力量,也是国际竞争和大国博弈的焦点。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格外的重视并抓紧布局,出台有关政策规划,加强前沿研发技术,创新产业孵化,发展未来产业,抢占发展制高点。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只有强化未来产业投入,才能培育未来竞争优势,牢牢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
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涉及谁来投、投哪里、怎么投等问题,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金融体制等改革,打通束缚未来产业投入增长的堵点卡点,引导更多资本投资未来产业,为未来产业逐步发展壮大提供资金支持。
首先,从投入类型看,建立未来产业多元化投入增长保障机制,推动“有人投”。从未来产业的培育生态看,涉及政府、市场、科研机构、企业等多个主体,要建立未来产业多元化投入增长机制,推动形成政府引导、社会资本支持的多元化投入增长新格局。一是政府“带头投”。未来产业是对经济社会变迁起到关键性、支撑性和引领性的前沿产业,各级政府应当是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者”和“护航人”,必须承担起财政资金支持责任,发挥杠杆效应和导向作用。二是金融机构“加大投”。未来产业作为具有长期战略投资导向的产业,应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适应未来产业特征的金融理财产品与服务,以现代金融支持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是社会资本支持。未来产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需要各类社会资本如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投入,强化资金保障,引导更多资金活水注入未来产业发展。
其次,从投入结构看,建立未来产业全链条投入增长保障机制,推动“精准投”。未来产业的培育包括创新策源、转化孵化、应用牵引、生态营造等链条,因此,对未来产业的资产金额的投入要聚焦未来产业培育链条,建立起未来产业从基础研发、小试中试到产业化不同阶段的差异化资金支持机制。重点在以下两个方面发力:一是建立创新策源投入增长机制。基础研究创新和重大前沿技术突破是我们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也是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加强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程技术探讨研究等方面的资产金额的投入,以基础研究领域的源头性突破,带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的创新,为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策源。二是建立转化孵化投入增长机制。产业的孵化培育,是促进科学技术转变为现实生产力、帮企业跨越基础研究和产业化之间“死亡之谷”的关键环节。强化概念验证平台、中试熟化平台、产业加速平台等服务体系建设的资产金额的投入,加强对孵化培育前期的初创企业、未来产业培育的“头雁”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
最后,从投入方式看,建立未来产业“耐心”“放心”投入增长保障机制,推动“高效投”。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既需要政府资金的“耐心投”,又需要社会资本的“放心投”。从世界主要国家的实践经验看,耐心资本作为一种专注于长期投资的资本形式,主要来自于政府投资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等,是科学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关键要素。因此,要建立政府长期稳定的投资支持机制,发展和壮大耐心资本,用好用活各类产业高质量发展基金,引导各类政府产业投资基金以特殊的比例支持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建立完整政府科学技术研发基金、政府产业引导基金与市场化投资基金的联动机制;探索设立未来产业概念验证公益基金,深化“先导验证+股权投资”模式,帮助未来产业的初创企业在早期获得启动基金。探索建立财政资金、国有资本收益和社会资金多渠道并举的滚动投入机制,鼓励国有投资机构加大对初创期科技公司的支持。完善金融财税支持政策,真正落实税收优惠、税费减免、奖补措施等政策,从而引导更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与此同时,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又离不开市场和社会的敢投、愿投、“放心投”。构建支持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科技金融服务机制,在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等各个阶段,针对不同规模、不一样的需求的科学技术创新成果和企业,推出有明确的目的性的科技金融服务。加大支持科创企业和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间接融资力度,利用贷款贴息、担保风险补偿等手段,降低融资成本,推动金融资本流向科技公司。引导和支持科技公司孵化器设立天使投资基金与创业种子基金,扶持创新创业,支持初创企业。
一是坚持重点突破。未来产业孵化培育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发展具有高成长性、技术具有多路线迭代性,这就需要找准未来产业的投入方向。从国家层面看,要坚持面向世界科学技术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强对国家重大科学技术任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投入。从地方层面看,要因地制宜,从本地区现有“家底”出发,重点对有长期战略价值、有产业高质量发展基础、有技术创新驱动、有市场需求拉动的细分赛道投入,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避免盲目跟风,不计成本、不讲效益地投资“高大上”领域。
二是加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未来产业的培育壮大以应用技术突破为前提,而应用技术的突破又以基础研究创新为条件,没有基础研究创新,应用技术突破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目前,我国对基础研究投入相对于应用研究投入明显不足,2023年为2212亿元,仅占研发经费支出比重的6.65%,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投入占全部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15%—20%)存在不小差距。这就需要把基础研究摆到更突出位置,提高科技支出用于基础研究比重,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支持基础研究,保障创新资源投入的有效性与科学性。
三是强化风险防控。科学技术创新是培育壮大未来产业的核心要素,也是高投入、高风险的长周期活动,加强投入风险防控是推动科技金融健康发展的应有之义。要构建同科学技术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强化宏观信贷政策指导,完善信贷额度管理、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绩效考核制度。健全重大技术攻关风险分散机制,建立科技保险政策体系,落实风险防控主体责任,加快构建适应科技型企业特点的风险评估模型,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密切监测科技金融风险情况,强化对科学技术创新重点领域的金融风险评估和预警,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为科学技术创新和未来产业的培育发展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契合数字化、智能化的传播格局,适应Z世代拥抱变革、表达活跃、实践奋进的代际特征,以更鲜活的话语、多元的样态实现有效触达,彰显理论的生命力与引领力,是做好新时代理论传播的应有之义。
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先导产业、基础产业和战略性产业,正在通过生产要素、生产资料更新、重组,生产关系、生产制度重塑,成为最具潜力、带动力和深刻影响力的新质生产力引航。
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现共建国家的一起发展与繁荣。经过11年的共同努力,一大批标志性项目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为共建国家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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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教育培训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有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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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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